奎(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降娄，奎娄也。”)、娄二星是鲁地的分野，济水、黄河流经兖州大地。荒莽的大野泽，是春秋时狩猎捕获麒麟之地;作为镇州的巍巍泰山，是远眺东海日出的最高之峰。自从实行郡国制以来，这里向以土地辽阔、田赋很大而著称。旧的建制不便于治理，必须加以革新。这是因为，百姓多官吏少，不暇管理，奸邪易生;而治理得当，任人公平，天下就能安定。我后周朝，以巨野县为治所建济州，就如同魏代在厌次县建乐陵郡一样，应时而设。
我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，开启天赋的治国安邦聪明才智，强化治理天下之纪纲;建立煌煌之基业，在全国称帝。不违仁政，以使百姓生活温厚，衣食丰足;不实施苛刻繁琐的律条，以看重百姓的生命。由此可知，阐明施仁政之道理，颁布重民之律条，而且先在一个地方实施，使百姓生活安定，将此推广四方而又不拘泥一种模式的人，难道不是贤能的州郡官员吗?因此之故，选拔州牧郡守必须全是贤能之人。得到贤能之人，事业才能成功，这是国家兴盛的根本所在。
当今皇上，承续治国之伟业，发扬光大先人的圣明谋划，克勤克俭，率先垂范。如果在细微的小事上不注意，也会酿成大祸，为天下侮笑。即所谓皇王治理的法度英明，则国家纲纪法规的实施就成功。而对官吏职责的研讨考核精心得当，会使他们感到事务繁多而时间不足，这就不致产生官吏懈怠懒散之坏习。也即所谓耳聪目明，道德致胜;宫内宫外，上上下下，情理通达。而且鼓励广开言路，国家不留积案，以防止拒违君命之弊端。凡军务国政、机密要文、刑罚条律、朝廷诏令，事不论大小，必须周祥倾听和亲察。不论公侯、卿士和牧伯、长吏等大小朝里和地方官员，其职责任务不分轻重，必须考察其才能度量。因此，他们对所设置的官司爵越感重要，就对所承担的职责越精心。结果，人人都说：“我的日子很安静。”家家都讲：“我们的地方是乐土。”
世宗皇上即位的元年十月，朝廷诏令前赵州刺史检校太保任汉权任公为济州牧。济州是新建之州郡，唐武德四年在此所置麟州知名废除已久。岁月流逝;地方固有的风俗习惯逐渐变化，百姓已忘掉对过去良好习俗的向往，有的人还肆虐为患。加之所辖地域的扩大，荒秽丑恶的东西也包容其中，成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山幽泽深，亡命之徒集聚。本来杂草丛生，向为持刀暴徒潜伏之地;芦苇遍野，又是结伙盗贼的藏身之处。妖邪之人兴起，啸聚野泽，兴风唤雨;官吏贪赃枉法，玩忽职守，致使盗贼越狱潜逃。盗贼危害社会，就如良田中生了害虫，定会吃坏庄稼。即使丰收年份，人无疾病冻饿之苦，地存落穂余粮，仓廩积蓄如山，享用许多年，也还有亡命之徒胁迫那些游手好闲之人放弃农活，操起锄钩和弓箭，横行乡里，何况是遇到饥荒灾年呢?即使野无战事，天藏杀机，盔甲高挂，刀剑入库的太平年月，赋税地租也缓征缓催，尚有人诱惑轻生之徒，聚招无赖之众，以鸟兽栖宿的沼泽之地为巢穴，出没于明暗之间，又何况是在兵革交错的战乱时期呢?百姓有了病，须考虑怎样治疗。医生虽好而药物的功力不到，也是难以治愈的。治国之道也是如此。用人所长，不可求全责备。文官们受了儒教思想的束缚，总是说“用礼义廉耻开导民心”，结果，盗贼更加轻慢和残暴;法家门则持酷刑刚猛的论断，总是说“有刑罚来使盗贼服从”，结果，盗贼畏罪纷纷潜逃。若没有儒法兼备，文武双用的英雄果断之才，到济州任职是很困难的。
任公，天赋将才，深知治国安邦之本。用兵如神，谋划在事变之前，战则必胜;教化有方，洞察秋毫，教则民服。高举一旗，百姓蜂至;抚恤万家，尽进忠言。认为，江河壅塞，应正本清源，疏通水道，田园荒芜，应铲除杂草，禾苗才能旺盛。任公来济州时，曾对将士三令五申，除盗要奋勇争先，夜晚出击，将丛林中盗贼一网打尽。所捉盗贼尽伏其罪。狂徒震惊，四邻色变。虎狼之心尽改，百姓祸患全除。尔后，严加防范，捣毁巢穴，判决狱中多年积案，找出产生盗贼的根源和治安中的过失。为预防盗贼再度扰民，令乡间百姓设岗放哨，或深夜埋伏搜捕隐藏之盗，或把守要道以待奸徒自投罗网。然后，再申明招降纳判的政令，对自首者施以恩惠、信用，以征服人心;对不愿自首者严加拘管，以防恶习复发。盗贼的思想改变，如同大病治愈。若不是屏盗之法灵活变通，对奸人施以宽厚的仁政，怎能收到刀剑所向削铁如泥，剑拔弩张灵机如神的治理效果?试问，有谁能做到这样呢?自古以来除盗是最为困难的事呀!中古之后，人心变得更加狡诈，除盗难上加难。放火烧荒，难免毁掉萧兰一类的香草;砍树除虫，也会伤害杞梓一类有用良材。只有贤能之人，用心良苦。才能做到是非曲直不相混淆。因为任公对盗贼嫉恶如仇，所以诛杀盗贼的法令极其严厉;因为除掉盗贼的办法实施顺利，所以铲除盗贼的战绩和名声就显赫。盗贼已除，百姓安定。安定的局面出现后，对百姓的约束放松，法令宽厚，爱心养民，提倡礼让。教化人心无暴戾，诚信推行无相欺，即使西汉贤吏龚遂、黄霸治理下的良好民风也超不过。这时，不论是鲐背鹤发的老人，还是农工商贾各界，都载歌载舞为丰衣足食而欢乐。众人认为，任公的屏盗业绩口头传颂固然能昭明盛德，但最适宜的办法还是树碑立传，用文字昭示后人。全郡文武百官也异口同声，主张树立碑之举上奏朝廷，以不负众生。皇上赞许准奏，诏命左拾遗李昉撰写碑文，记述任公在济治乱济民的实情。
李昉不才，恐辱皇上明旨，因而对碑文揣摩再三，深思熟虑，生怕遗漏实情，损害任公的美好声誉。动笔之前，又对任公屏盗的伟绩详尽考察，不使遗漏，这样才无愧于皇上明旨，也对得起任公。史官在记功臣政绩中写道：任公名汉权，蜀国人氏。以有武略，几朝连任官职;以有战功而登上显贵官位，屡次掌握兵权，出任郡守要职，初任丹州牧，有平定暴乱、攻城野战之绩;继任赵州牧，又有安定边防、稳定百姓之功。任公所到之处，无不留下贤能的美名，而惟济州人能宣传他的业绩，以显示其不朽。济州人也可称贤明之民了!
最后系曰：凡事能进入风俗民谣并经过老人之口代代传授的，千年以后，尚为美谈。更何况写成铭文而又刻在石碑之上呢?后世如有人想了解任公的政绩，便可从这碑文中得以质证。故其词赞曰：
治国之道失去根本，刑罚必是残而暴。人心背离，良民变盗。法令严明而公布于众，民风淳厚社会安定。人心依顺，盗变良民。民中有盗，盗中有民。善恶互变，关键在人。贤哉任公，施善而治。先严刑杀其歹徒，再申明法律安定乡里。里无好吃懒做之农夫，乡无狡诈之狂童。不到一月，肃清四境。察看丛林，岂无饿狼猛虎。狼虎凶残之心不生，才能与仁兽麒麟为伍。沿着田埂寻找，良田也有荆棘杂草。除去恶蔓，才能色香如兰。任公之贤，高如泰山，大若深渊。济民颂扬，声达于天。刻石立碑，美名外传。永垂千秋，不朽万年。
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岁次乙卯闰九月一日丙申朔建。
(供稿：刘富轩 王永东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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