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的金人满打满算也不足2万人，两军比例为1比35，这可能是历史上兵力差距最大的对决了，结果当然又应了中国古代战例中时常提及的一个词，叫以少胜多。
对于这人数相差巨大的战役，我是小有怀疑的，因为无论如何辽国是不太可能召集起这70万之众的，这肯定是后来修史之人，为凸显辉煌的夸大之辞，抑或是当时天祚帝起兵时，为震慑对手的手段，就如同当年曹操下赤壁时，写的那“今治水军八十万众，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”一般。
经此一战，双方的天平便发生了倾斜，大批辽国的文臣武将或逃或降，加上灾荒饥馑，人畜死亡无算，短短十年内便已无同金人相抗衡的实力了。
到后来辽、金交战时，不但出现大批将领投敌和部落倒戈的事件，而且还发生了内部反叛，相互攻伐，整个辽国呈现出极度混乱之时，这在当时羁留金朝的宋使洪皓所作的《松漠纪闻》中多有记载。
降金的契丹将领不仅在灭辽的征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，而且在后来灭宋的战争中勇猛无比，所向披靡，比如“靖康之难”后，赵构逃到扬州时，耶律马五率军突袭，吓得赵构丢下正在欢娱的女人一路狂奔，从此落下“隐疾”而失去生育能力。
可别小看这一事件，这对南宋王朝有着巨大的影响，不仅关系到南宋皇位的走向，而且后来岳飞被害，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操了他不该操的心，因为，他上书请求赵构早点收养皇族之子，以解无嗣之忧。
平心而论，这天祚帝在最后与金人的交战中，还是有着令人赞叹的不屈之精神，同宋徽宗看到金人来袭便跑得“飞叉叉”的不同，后来的天祚帝是一边跑，一边不停地重新组织军力再战，显示了一个契丹汉子所特有的血性，这点同徽宗赵佶是无法比的，他是一直战至一兵一卒，最后是战败被俘，一年后病死在金营中。
天灾和人祸是摧毁大辽的两大杀手，前者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而后者则是由历代辽国皇帝长期放任的结果，到了天祚帝之时形成的总爆发，偏偏这时又遇到一个狗屎运极好的完颜阿骨打，所以，契丹人的亡国有着必然性，不幸的是让天祚帝给遇到了。
北宋亡国，人们是怪罪于宋徽宗沉湎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中，当然，他作用奸佞、不理国政，所以后人有诗云：“胡营铁马入中原，汉宫衰草连朔边，徽宗皇帝多慷慨，瘦金当年不值钱!”
反观这天祚帝，被人指责为耽于田猎而亡国，但是，如果了解契丹人生活之习性，怕也要两说了，至少不能将亡国的原因算在他的这一喜好上面。
同后世清王朝年度的“秋狩”一样，这些马背民族是很看重狩猎的，不过，他们一般是去一处名为木兰围场的固定之地，而当年的契丹人就广阔多了，他们是“春水秋山，冬夏捺钵。”
“捺钵”是契丹语，其实是行营之意，后来引申为皇帝四季的狩猎活动，这是他们的祖宗法度，也是保持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的传统，并不是天祚帝所特有，这其中也是有着每到一处，便召见各部落首领主各国使臣的惯例，所以，以此来指责天祚帝，肯定不是太贴切的。
辽人崇尚骑射之风，在对宋的战争中虽说是占尽了风头，可是他们却怯于攻城略地，对此的能力极差，而一遇到比他们在骑射上更胜一筹的女真人时，便毫无优势可言了。
天祚帝继位之时比宋徽宗大不了多少，也不过二十多岁，此时的辽国同宋王朝一样，各种积弊都凸显了起来，特别是外有部落间的离心离德，内有文恬武嬉的纵情享乐，整个国家早已呈败亡之势。
加上天祚帝年轻任性，对内讧的隐患和金人的崛起没有充分认识其危害性，所以，在他如前秦苻坚般，带着一大帮各怀鬼胎的部落前去讨伐完颜阿骨打时，被打败也不是件让人吃惊之事了。
接下来，这半汉半胡的辽国迎来的便是内部全面崩陷，如雪崩一样，迅速地走向了没落，虽然也有着一些同金人血拼到底的战将，无奈，在金、宋的两面夹击下，历两百年的辽王朝最终寿终正寝。
我想，当金人将这二位关在一起之时，这撕毁合约的宋徽宗怕是羞愧满满，尽管亡国只是时间上的迟早，但如果不是他不懂唇亡齿寒这浅显的道理，何至于受这样大的苦难，不是天亡大宋，天亡大辽，而是他们这二人都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奇葩，换句话说，都不是当皇帝的料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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