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明代主要科场案3
3.万历焦竑案
万历二十五年丁酉，中允全天叙、修撰焦竑主顺天乡试，全天叙任正考，焦竑任副考。该科考试结束后不久，焦竑就受到言官们的交章攻讦，说他录取的考生涉及关节、文体险诞。《明名臣言行录》简要地记述了该案的始末:“丁酉，顺天典试，忌者取士子牍中二三奇险语，以为坏文体，调外任。”文秉的《定陵注略》则将言官们攻击焦站的理由记录得更为详细:“二十五年十月，礼科给事中项应祥、曹大咸各疏纠发科场大弊事。
应祥疏:‘顺天撤闲之日，物议沸腾，雌黄蜂起。如第四名曹蕃、第十三名吴应鸿、第二十六名张蔚然、第三十二名郑菜等，既多骇目惊人之句，复有黄缘干进之迹。’大咸疏:‘自昔年黄宏宪弊孔决裂，论者至今切齿，不谓今又有修撰焦竑其人者。吴应鸿，竑同里也;汪泅论，竑塾师也;曹蕃，莫逆交也;郑桑，门下士也。又如张蔚然、丘梦周、赵士麟，语语荒谬;赵名言、郑宏才洗改朱卷，皆礼部覆阅最详最确者。”
项应祥、曹大元纠发的科场舞弊事有两条:一是这一科乡试中式举人中，曹蕃、吴应鸿、张蔚然、郑桑等人的试卷中有一些语句“奇险”、“荒谬”，不符合文体典范的要求，根据李剑雄《焦竑评传》的考证，所谓的“丁酉科场案”，极有可能是指在考试作答过程中，考生以禅语入文:二是所取士子中一部分人和焦竑私交密切、应涉关节，如曹蕃是焦竑的好友，吴应鸿是焦竑的同乡，汪泅论曾经是焦竑的老师等。对于项应祥、曹大元的攻击，焦竑、全天叙也先后上疏为自己辩解，针对自己被弹勤的两点理由，焦竑上书：《谨述科场始末乞赐查勘以明心迹疏》逐一进行了解释:一是除了曹蕃外，吴应鸿、汪泅论、郑菜等人都是正考全天叙所取;二是文章的好坏本来就没有定评，所以考生的试卷都在，可以进行复审。
但是焦竑的抗辩没有得到支持和回应，不久以后他就因为这次科场案被贬为福宁州同知，在次年的京察大计中，焦竑再次被贬，于是他辞官归乡，从此专心于学问一道。同时，被卷入该科科场案的其他考官和士子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，分考何崇业、主事曹学侄俱调外用，吴应鸿、郑桑被黝革，丘梦周、张蔚然重罚，赵士麟、曹蕃等人议罚。关于焦竑所取士文体案(又名丁酉科场案)，大多数人都认为焦站是被冤枉的，“实无关节可指”。此案最大的疑点在于，所有的疏论都是针对副考焦竑而发，最后的处理结果也是焦竑被外调，但是正考全天叙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即为焦竑不平，他先是指出，本朝科场案“有罪同罚，未有独及一人者，有之自天顺己卯始”一般科场案发生后，主考副考都要问责，只罚主考或者副考中一人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;紧接着他又说道:“若丁酉顺天，则中允全天叙为正，焦竑以修撰副之，其场后交章，止及焦一人，而全高枕无一语呵诘……(焦竑)既无关节，又非正考，何以锋摘偏丛焉?举朝明知其故，而无一人为辩白之，可叹也!”
沈德符所说举朝明知的焦竑被论的真正原因，是焦竑自万历十七年状元及第以后，因为出众的才学和狂捐的性格遭到当权者的忌惮，进而以科场案为由对他进行打压。焦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在抗辩自疏中说道:“项应祥言涉风闻，尚无意必;曹大咸随声丑诋，意必逐臣，以快忌者之心。”所谓的“忌者”，钱谦益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认为是丁酉年乡试内阁和六部所拟定的主考官、“原推者”:“丁酉北试，上原推两宫坊，别用弱侯。原推者魄恨，靖新建合谋倾弱侯。言官遂用科场事，抉抛低毁。弱侯陈辩甚力。
新建从中主之，以文体调外任。”神宗没有采纳拟定的“原推者”，而是改用全天叙、焦竑为正副主考，这引起了“原推者”的忌恨，于是联合大学士张位排挤焦竑。钱谦益的说法虽然是真实的，但却不是全部事实，焦竑之所以被论，突然到来的考官任命只是导火索，此前发生的《养正图解》事件才是迫使他离开政治舞台的关键事件。
明代出版业发达，《养正图解》随后被徽州的书商刻印出来，这本书印刷得十分精美，里面的插图也是当时名手所画，一时间成为京城追捧的奇货。关于该书是如何进呈到神宗面前的，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大太监陈矩从民间买了几本书上呈给神宗阅览(据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·吕焦二书》;另一种说法则是焦竑自己进呈给了神宗(据《澹园集·恭进图解以仰裨谕教疏》。但无论是哪种说法，其结果都是一样:虽然神宗并没有给予《养正图解》太大的关注，但焦竑此举仍被当权者视为一个危险的“信号”。据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所述:“张新建相公与郭江夏尤怒甚，谓焦且将由他途大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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